启远网吕薇：中国基础研究如何突破“从0到1”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吕薇

　　基础研究是重大技术创新的源头。如何让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更好总结其规律和经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的支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资助管理经验与政策研究”。经过两年的持续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近日，课题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中国经验》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课题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吕薇，深入解读新书有关基础研究的总体思路、研究特点及相关建议和启示。

　　中国经济时报：在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该项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是怎样的？

　　吕薇：党的二十大提出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科技强国应具有世界前列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关键核心技术能力，以及国际影响能力和引领能力。因此，增强高水平基础研究能力成为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撑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发展动力减弱，必须培育新动力、新模式和新优势，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技术创新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到更突出位置。目前，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3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世界第12位，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基础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不断增强，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达到2212亿元，占R·D经费支出的6.65%，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居世界首位；创新能力从以技术跟踪为主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行转变，专利申请量和科技集群数量居世界首位，一些行业和企业进入前沿技术创新阶段。但与处于前列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强度偏低，投入来源单一，跟踪研究较多，原创研究较少，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成果，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作用不足等。随着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如何提高基础研究能力和质量，解决基础研究两头在外的问题，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为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的支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资助管理经验与政策研究”。

　　本项研究以如何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为目标，聚焦回答“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是什么”“什么样的资助方式有助于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探索从基础研究到重大技术创新的规律、路径和体制机制。通过鲜活的案例研究和系统的问卷调查，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基础研究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了从基础研究到产生重大科技成果的全过程和形成机制，为基础研究支撑前沿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中国经验，对促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课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突出特点？

　　吕薇：课题研究采用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开展了扎实的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

　　首先，精心挑选典型案例，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成果和团队中，遴选10个典型案例。案例覆盖了科学突破与技术突破、高校与科研院所、不同学科、正向工程与逆向开发等不同维度。通过跟踪重大成果从初始思路形成、立项、组织研究到成果转化应用全过程的各环节，挖掘影响重大科技成果形成的关键因素，总结关于重大科技成果形成机制的一般性认识，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其次，面向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获得者开展问卷调查，回收555份有效问卷，进而对案例研究发现进行规模数据验证。揭示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产学研合作对产生重大科技成果和前沿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为系统支持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提供了决策依据。

　　再次，既关注个体案例中闪现的原创思想、战略科学家的关键作用，也探求成果形成中广泛运行的资助机制、评价制度、产学研合作模式等，为重大原创科技成果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可信证据。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有哪些规律？新书对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提出了哪些建议和启示？

　　吕薇：本书首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基础研究支撑原始创新的几个规律。一是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理论突破和实践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有耐心。二是原创思想的形成需宽松环境，要建立非共识原创项目遴选机制。三是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融合的结果，两者不能割裂，需要产学研深度合作凝练“真问题”。四是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要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要允许试错和滚动支持。五是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研究有机结合，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形成。六是多种资助主体接力支持促进重大科技成果的形成与应用，要加强各环节的衔接。七是自然科学基金为重大科技成果打下坚实科学基础，为培养人才和培育研究方向作出贡献。

　　同时，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如，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培养科研人才和培育研究方向的作用，为重大科技成果打好科学基础；建立非共识项目的资助机制，鼓励更多原创研究；建立科学基金-国家科技计划-产业资本“三位一体”资助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和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分类评价体系。

　　本书跳出传统科技政策研究的局限，以鲜活案例揭示“从0到1”的创新密码。书中提出的“宽容失败”“滚动评估”“接力资助”等机制，为破解当前基础研究“短平快”倾向提供了中国方案；鼓励社会设立各类科学基金，拓展年轻人科学研究的途径，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和科学文化保障合作研究等。

　　可以说，本项研究还为科研人员、科技政策制定者等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包括案例团队的组织模式与攻关策略，如何在产学研合作中凝练科学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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